每张网页都是潜在社区 人们为爱做小的事情

当我们谈论学习和教育时，常常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认为学习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且我们认为学习有开始，有结束，最好是与我们的其他活动区隔开来，它只是教育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学习，比如，把学习视为社会性的，它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参与经验中点滴开展。正是这样的想法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型学习理论的基石，其突破来自两位背景迥然不同的学者：人类学家珍妮·拉弗（Jean Lave）和社会学家埃廷涅·温格（Etienne Wenger）。他们提出了“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的概念。

实践社区意味着集体性的学习：一个部落学习如何生存，一小群艺术家寻找新的表达形式，一组工程师联合攻关，一帮学生在学校里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几位外科医生探索新的技术，等等。总之，实践社区意味着一群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共同的关注和热情的人，他们为此定期交流。

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和保罗·杜吉德（Paul Duguid）在他们的书《信息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中通过对惠普的研究观察到，尽管公司能指挥雇员们的工作，员工个体所掌握的信息加起来要比公司能得到的多得多。布朗和杜吉德记录了比正式渠道更好的让员工们直接分享信息的多种方式。他们发现，原以为十分独立的施乐公司维修人员在当地一个早餐点聚会，交换各种维修心得，互相教授手册上没有的知识。这些维修人员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实践社区。看到这个现象后，布朗说服施乐公司给维修员工们配备对讲机，让他们在白天的工作时间也能继续那种交流。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性工具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为实践社区提供了卓越平台。在社区里，成员们可以吸收新的成员，或者允许感兴趣的用户搜索和找到自己。他们可以完全不作对外宣传而蓬勃生长，甚至达到巨大的规模，仅仅在Flickr上就有几千个群组醉心于探索和完善某种类型的照片。

实践社区的例子数不胜数。雅虎为数千个邮件列表提供空间，其中许多都致力于促进各类实践，从某种特别的烹饪法到设计无线电控制的帆船等无所不有。Gaia Online是一个迷恋日本动漫的少年社区。在他们的讨论组里，有许多长长的主题帖子互相批评彼此的作品，还有众多教程传授这一艺术形式的精妙之处，比如怎样画有大大眼睛的女孩。这些社区可以非常庞大——Gaia Online拥有数百万名用户。

每张网页都是潜在的社区。它们受到对其内容感兴趣的人的关注，而那些人也可能有兴趣彼此交谈。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社区会保持潜伏性，要么是因为读者间可能的联系太弱，要么是因为看同一页的人在时间上有太远距离。但是像Flickr上的评论区这类设置能让那些真的想激活这些潜伏群体的人试验一下。

尽管有些人参与实践社区是为了提高他们对雇主的吸引力，但在社区当中，他们的行为有着不同的、非财务性的动机。爱在小的人群中有深刻的影响——这有助于解释我们为什么善待家人和朋友——但它局限于当地并且内容有限。我们招待自己的朋友，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为亲爱的人相伴而欣喜，这样做的原因不可能以报酬和花费这样的语言来解释。然而大型和长期的行为则要求有人能为此得到薪水。连慈善活动都显示了这一特性：给予者可以是出于做善事的动机，但接收者，无论是红十字会还是大都会歌剧院，都需要雇佣大批员工来把捐赠转化为所期望的结果。生活已经教会我们，除获得金钱报酬外的其他动机是不足以支持严肃的工作的。

然而现在我们需要忘掉那个教益，因为随着每一年过去，它都变得更不真实。人们现在有大量工具用来分享文字、图像、视频等任何一种表达性内容，并以共享为基础形成社区实现合作。由于收音机和电视的推广，20世纪成为广播的世纪。那时的媒体正常模式是，由一小群职业人员制作内容而后把它发送到庞大的消费者群中。然而媒体，按其字面意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从来都是三方面的事情。人们当然喜欢消费媒体内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它（“看我做了什么！”），而且他们也喜欢分享（“看我发现什么！”）。现在，我们有了除了能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我们所习惯的世界里，人们为爱做小的事情，做大事则是为了钱。人们出于爱而烤蛋糕，而钱才能驱使他们编一本百科全书。不过，现在，我们可以为爱做大事情了。